在凝结了我搞妇女工作多年心血和汗水的《轨迹》即将出版面世之际，我百感交集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这大半生的坎坷、追求、奋斗，历历在目，回首往事，虽然多遭坎坷，但我并没有屈服；虽然经历平淡，但我感到很充实；虽然没有成就什么大的事业，取得什么大的成就，但我却为之苦苦地追求了、奋斗了、尽心尽力地努力了，我无憾、无怨、无悔。
母 亲1945年，我出生在黄陵县侯庄乡寇家湾村的一个极度贫寒的农民家庭。由于贫穷，父母养活不了这七八个孩子，就把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都送人抱养了。听母亲说，我8个月大的时候，也曾送给城里一户姓杨的人家。但送人还没3天，终因母女难舍，哥哥姐姐的哭诉，又把我抱了回来。为此，我常常暗暗庆幸，我没有离开我可敬可亲的母亲，使我从那知书达理、勤劳善良的母亲那里学到了做人的道理。
母亲是合阳县乔家巷人，她七八岁时就跟随外婆及小舅走到了澄城县，外婆去世后舅舅过继给了他人，母亲当做童养媳被人收养。听母亲说，这人对她还好，但有一天走后，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听说，他参加了什么革命党，在砖瓦窑议事时，被官府烧死了。民国十八年（1929），母亲被人贩子从澄城卖到了陕北，嫁给了比她大20多岁的父亲。父亲也是一个穷苦的农民，由于父亲长年给较富裕的本家人干活，因而母亲也随之给人家喂牲口，做杂活。听母亲讲，她寒冬腊月半夜起来去上房给牲口拌草，又冷又怕浑身哆嗦，整夜难眠。
元股证券:ygzq.hk在我儿时的印象里，我总喜欢跟在母亲的后面。她去哪里，我跟到那里，为这个还常挨打。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六七岁时就跟着母亲一块忙碌起来，跑跑腿、带孩子。十来岁时打猪草、拾庄稼，砍柴就是经常的事情，而且从来不要母亲指派。一个夏收时节，我和妹妹就可拾到八九斗麦子。每天一大早，我就领着妹妹同村子里的其他孩子在田间、地头、路旁欢快地争抢收割时掉了的麦子。到较远的地方拾麦，就一整天都不回家。那天，天刚亮我们每人带两个冷馍就出发，去离家10里地的东阎塬塌沟拾麦，这地方人们都不常去，掉在地里的麦子特别多，麦穗还大，不到半个时辰我就拾了三大把子，但我只觉得几天来连续疼痛的喉咙好像越发厉害了。虽然，收麦天的太阳火红火红、晒得大地滚烫滚烫，我却冷得发抖、舌干口燥，突然，眼前一黑就栽倒在地，妹妹和其他孩子都过来扶起我让我张开嘴，看两边还各有一块白色的什么东西。当时，我只知道肚子疼是病，所以也就把这没当回事，根本不懂这就是扁桃体发炎化脓。塌沟里的野黄杏子很多，摘几个拌着冷馍吃，虽然咽喉疼痛难咽，却很香甜。吃了几个黄杏子和冷馍，顿时觉得好多了，继续拾麦子。赶到天黑回家，我背了一大捆，手中还抱了几大把子，真是满载而归。母亲边夸奖我，边听妹妹讲我喉咙的病，她坚决不让我第二天去拾麦子。我不顾母亲的阻拦，第二天仍然上路拾麦。就这样，没吃一片药，没打一支针不知怎么也就好了，也可能是劳动的汗水赶走了高烧和病毒。不过这样反复的喉咙疼痛给我留了终生的咽炎疾患。
打猪草是最有意思的活儿。下午一放学，三五成群的孩子提着筐子、拿着镰刀，去田野挖野菜，什么荠荠菜、圪能台、斜蒿、白蒿芽等都是猪的好饲料，但挖起来很慢，半个下午最多能挖一筐。若碰上像龚庄生产队（临村生产队）苜蓿地那样嫩绿嫩绿的二茬苜蓿，那只需几分钟就能摘满实实在在的一大筐子。一次，我们几个孩子还有缠小脚的大嫂正兴高采烈地边夸赞苜蓿的长势边采摘苜蓿时，只听得一声吼叫，一个大小伙子朝我们走来，我看势头不妙，拔腿就跑，在刚犁过、虚土掩过脚背的耕地里要跑快还真不容易。跑出“危险”区后，我停下来扭头一看，大嫂不但被人家截住了而且还倒去了全部苜蓿，她提了个空筐子过来了，我坐在地上笑得前仰后合。我将自己满筐子苜蓿给大嫂分了一半，大嫂笑着说：我再也不跟着你们这些猴子们一块儿拾菜了。
砍柴是我10岁时学会的，村子里还有几个女孩学着砍柴。大一点儿的男孩子常常欺负这些女娃，不让在他们“号”了的势力范围内砍。我常和这些欺负女娃的男孩子吵架：“这柴不是长在你们家的锅台上，为什么就是你们的！”我是不怕他们的，我理直气壮地和他们讲理，他们若要打，我就拿起砍柴的镰刀准备和他们拼，他们也就让步了。我每次挑着一小担油胡龙好柴回到家，母亲都要夸赞一番。孩子多，布料缺，母亲做不出来那么多的鞋子，光着脚丫子在滚烫的麦茬地里和泥泞冰滑的山洼里行走那是常有的事。因为没有大家畜，碾米、磨面全靠姐姐和母亲用人力去推。哥哥10岁时就去龙首、寇家河村给富裕人家放牛放羊。听哥哥说：一次一只羊丢了，他一个人摸黑去深沟里找。一次他赶着羊群往回走，一只狼跟在他后边，他用镰刀勾着一捆枣刺抵挡着狼前进，硬是坚持走到村边，狼才弃他而走。
解放后，虽然家里的生活依然清苦，但母亲的心情却很畅快。她天性聪颖，又乐于接受新事物，村里开办扫盲班，她总是积极参加，一次不落，直到嫂子有了孩子，她依然抱着孙子在扫盲教室外的石台上听课。最后，她不但能念出墙上所有的标语，晚上看着戏本还能唱出几段来。1961、1962年的困难时期，家里人好几个月甭想吃上一顿白面，但只要是给村里来的工作组管饭，她就千方百计到邻居家借来白面给工作组的同志擀面吃。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母亲多次给哥哥报名去参军，最终还是因哥哥不满18岁而没去成。母亲常给我们讲，新社会好、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她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深深地影响和熏陶了我的一生。
母亲乐于助人，心灵手巧，在村子里威信极高，是人人称道的好人。谁家的孩子没奶吃，她就给自己孩子省点吃，给人家的孩子喂。凡是到家门口讨饭的，宁肯自己不吃，也得给讨饭的吃。记得我用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母亲缝制了一床新铺盖，她一次还没盖过就主动借给村里人家娶媳妇用，儿女们有点不愿意，她却说：“娃呀！你妈穷得一辈子经常借别人的东西，今天，我有东西借给人家，我心里很是高兴。”
母亲生性灵巧，很有些无师自通的小本领，她会给村上大人、小孩裁衣服，经她手剪的鞋样子，做成后，穿在脚上既好看又舒服。村子里谁家的孩子、大人病了，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凡是叫她，她都给予帮助。母亲的土方子多，比如，拔火罐、用针刺、用酒洗，不知怎么折腾一番，病就好了。母亲善解人意、办事公道，她还是村里调解委员会成员，经常给人家平息婆媳矛盾和妯娌纠纷。
母亲在十分清贫的日子里爱着我们，善待着周围的人，虽然她和我们常常陷入无衣无食的境地，生计的艰难使她在夹缝中做出不得已的选择（孩子抱送别人），但她从不消沉，从不流露悲伤之情，她为了让我上学千辛万苦，为了让我好好工作，托着病体给我带孩子。1970年5月12日，只有56岁的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送灵的那天，全村人都哭了。
求 学我的求学之路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上学、辍学、上学、辍学、上学。1952年母亲将小妹抱养给人后，我便在本村的小学上学。由于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注定了我求学之路的艰辛和坎坷。
每天天刚亮我就第一个到学校，早读、上课。没有钱买笔和纸，我就用柴棍在学校院子的土地上写，柴棍成了我手中的笔，土地成了我永远用不完的纸。写满了院子，用脚一擦，就什么也没有了，重新还能写，写了擦、擦了写，乐在其中。要学写毛笔字，怎么办，母亲不知从哪里给我弄来些黄本贡纸，小同桌寇乾坤常把他的红杆毛笔借给我用，我刷写的大字最好！老师常常给我吃满圈。后来，乾坤一直在家务农，如今白发已经上了头，前几年我回家，顺路总要看看他。1957年秋季，我考上了离家15里路的田庄完小，上了一学期，就因家里的生活困难而停学。一回到村里，生产队就两次派我这个12岁的女孩子顶名额去几十里以外的马山、北张寨去当民工，但都因年龄太小而被退回。从此每天同其他成年妇女参加生产队劳动。其他妇女每天记8分工，而我只记6分工。当时我很不服气，虽我年龄小，但我干活很卖力。记得1958年夏季收麦时节，我和成年妇女一样每人揽割三行麦子，因为是按定额记分，只要割麦子快慢一样就记同样多的工分，13岁的我挥舞着镰刀毫不示弱，虽然烈日炎炎我汗流浃背，但割麦子的速度并不比她们慢。争强好胜的我没想到随着“砰”的一声，我手上的鲜血直往下淌。由于太快，一块石子使镰刀飘了起来，削在了我的左手指上，七爷、九嫂过来给我用刺棘水止血包扎。现在我看到左手指上的疤痕，就回想起来在蒸笼似的麦子地里拼命割麦子的场景。就这样春种、秋收、耙耘、碾打、砍柴、挑水、挖药材、打树籽，一天也不闲着，虽然脚上肿泡，手上有老茧，可我一点也没觉得，只想尽快改变家里的贫穷面貌。艰辛的劳动锻炼了我顽强的意志，我从不叫苦叫累。但是，每当看到其他同龄的孩子背着书包去城里上学时，我就禁不住眼泪往下流，有时我怕自己哭出声来就躲开人群去地边小声哭一阵，待擦干眼泪，又抡起锄头、镢头继续干。1958年的“大跃进”提倡妇女和男人一样学习犁地、钐麦（一种很讲技术和力量的收割方式）等农活。我除了不会薅草，其他的犁地、扬场等都还学得不错。在以后学校的勤工俭学中，我带领学生套牛犁地、收麦子扬场，全不需要其他男社员来帮忙，社员们投来了惊讶而异样的目光。
就在我回生产队劳动的第二年，家里为了给哥哥娶媳妇、度春荒，就将我许配给距我们村子100多里以外极偏僻的安河村一户安徽人家。因为是经表哥介绍、由哥哥去和人家当面定亲的，所以我和母亲都不知道实情。后来当母亲得知这户人家的儿子是矮个子、秃顶头、红粘眼时，就后悔当初不该让哥哥一个人去给我看对象定亲。母亲狠狠地骂走了介绍对象的表哥，数落了不负责任的哥哥。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把人家的钱也花了，粮也吃了。不过，从此家里再穷母亲也不要人家的东西。两年后，人家来逼婚，哥哥叫了几位能说会道的家族长者，在打麦场里劝我出嫁，我坚决不从，哥哥抡起了棍棒追打我，我就朝着侯庄公社的方向边跑边喊着要去公社告他们。这是母亲暗地里给我教的，其实当时我只知道坚决不服从，其他怎么办，心里根本没底。
1959年秋，我又向母亲哭着要上学，母亲让我到大奶家借了2元钱，我便装着给猪拾草溜出了院子，直奔田庄完小（因为穷，哥哥坚决反对我上学）。我找到学校教导处的主任，他个子特别低，像个孩子（后来才知他叫裴志民，当了县卫生局副局长）。一只脚下踩个篮球，态度很和蔼，我对他哭着、诉说着我如何从这所学校辍学回家和想复学的理由。也可能是我的诉说感动了他，好心的老师收下了我。我如鱼得水，那个高兴劲、学习的努力和认真是可想而知的。假期、星期天我挖药材、打树籽，千方百计积攒学费。学校离家远，同学们大都上灶，而我没钱上灶，能给家里要上5角钱的“水灶”费都是不常有的事。每周从家里背上一袋子糜子馍、一瓦罐咸菜。一个周六回家背馍，晚上下起了鹅毛大雪，直到第二天中午，还没有停住的意思，星期一是要上课的，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冒着大雪往学校赶，路上的积雪几乎埋过膝盖，田野全是白茫茫的一片，根本分不清天上地下，雪花打得眼睛都睁不开，全凭着十分熟悉的感觉辨别路向。我刚走到龚庄村背后的地塄小路上，就一个跟头翻到了丈八高的地塄下，原来我将路旁枯草上的积雪误为路，脚一踩下去就踏空，多亏厚厚的积雪，一点也没跌疼，咸菜瓦罐也没摔破，由于罐口用纱布蒙着，咸菜也没倒出来。只是眼前雪地上多了许多小黑窟窿，原来是馍袋子的口没扎住，馍被倒出掉到雪中了。我把手伸进小窟窿一摸，便能取出一个黑糜子馍来，待馍从雪中全部摸出，又急急地往学校赶，天没黑就到了学校，一看衣服全湿透了，鞋子就像从水中捞出的，到宿舍一看，除我之外，凡是回家的学生没有一个到校的。被雪水浸了的糜子馍很难吃，但我一块都没扔，全部派上了用场。还有一次，我从家背馍刚走出店子湾胡同，快要过巨头桥时，猛然发现，从桥头坡上来了一只狼，尽管我以前拾野菜时碰见过狼，但当时，我仍然觉得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刹那间，脑子一片空白，希望前边可能是一只狗，但又知道在这荒郊野外，连接两条深胡同、荒蒿白草、土石倒塌破烂不堪的崾崄土桥地带哪能有狗。崾崄土桥的两边尽是深沟，怎么办！返回？身后的胡同又深又长，狼追上来，可就完了，我只十三四岁，肯定斗不过狼。肩上挑着馍和菜的烧火棍被攥的更紧了，如果狼过来了，我只能和它拼了。我屏住气盯着狼的一举一动，狼上了小坡后，在稍停一下的同时，头朝我这边望了望，又大摇大摆地向着左侧的荒草坎塄走去。狼没有直接向我扑来，使我稍松了口气，但仍不敢前进和后退，更不能继续站着。要想使狼看不见，尽快从土桥过去，就得从右侧匍匐着爬过去，可是刚爬两步，咸菜瓦罐就差点被碎石碰破，我干脆站起来跑，又怕狼看见追过来，你能跑过狼吗？至今都记不清，我是如何连滚带爬越过那个让人魂飞魄散的巨头桥。只记得过了桥，我一口气爬上了地塄上唯一的一棵杜梨树，寻找刚才那只狼的踪迹，我一眼便看见它悠然自得地卧在对面那个荒草坎上，看样子狼根本就没理会我过桥与否。尽管树上的杜梨刺划得我手脚出血，但我终究脱离了危险，看见两边塬上将要成熟的麦子柳黄一片，心情一下子舒坦了许多。从此，每周一个人回家走到这里，我就先上树看看桥上的动静，才敢放心地走。生活的艰辛和求学的不易，使我深深感到能坐在教室里听课是非常幸福而难得的。因此，在学习上，我异常地勤奋和努力，每门功课成绩都是第一。我又是学生干部，不管是学习还是集体活动，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和学校的奖励。
1960年我被保送到黄陵中学上学，分到唯一的一个试验班，还是班里的学习干事。这时，母亲带着小弟去新疆给姐姐看孩子。我和妹妹、大弟跟着哥嫂过。大弟在城关二小上学，当时正是自然灾害和困难时期，生产队的社员已不在食堂吃饭，给每户每人按两分米或面，一家五六口人只能称得一斤多一点粮，哪里有粮给我和大弟往学校送。学校也组织学生拾红薯、白菜叶充饥。要上学多少也得有点粮呀！不知有多少个人饿得皮肤黄肿。为了保证大弟在校学习，我又一次退学了。
我又回到了生产队，同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而更重要的任务是拾野菜充饥。1961年春季，母亲拖着沉重的病体从新疆回来，看到母亲回来，我们高兴起来。但她一双眼睛看不见了，浑身肿得怕人，大夫说是肝腹水了。哥哥千方百计给母亲买药，我精心伺候着母亲，经过两个月的精心护理和治疗，母亲竟奇迹般地好起来，眼睛也复明了。我要复学和解除家里包办婚约的事又有希望了。母亲暗地里是支持我的。
1961年秋季，我为了再次复学，在一个星期天，去县城找到了黄陵中学教导主任孙宏图，死缠着他不愿离去。他上街我跟到街上，他回家，我站在他家门口，孙主任的妻子解荣珍老师给我带过地理课，我给解老师说，我是原来六三级试验班的学习干事，给她交过作业，请过她上课，解老师好像能记得，连声说，是的、是的。天都快黑了，我听到孙主任说：“回去吧！明天你就来报名上学。”听到这话，我几乎兴奋地快要晕过去，连一声谢谢的话都没有说，就直奔距城还有20里地的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一个人行路还是头一回，害怕起来就跑，跑不动了就走。赶到家时早已过了掌灯时分，母亲已等得焦急万分。我顾不得给母亲报喜，拿了我仅有的一身没打过补丁的衣服摸黑到涝池去洗。第二天我穿着干干净净的衣服，背着简单的铺盖卷，回到我朝思暮想的学校。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多次获优秀学生、三好学生、品学兼优生奖；多次获劳动模范、模范团员、学习雷锋积极分子奖，担任学习干事、班长、团支部书记，黄陵中学学生会学习部长、生活部长。这些都使我受到了一定的锻炼。学校设立助学金后每月还给我七八块钱的助学金。
母亲为了寻求别人供养我继续上学而让我早早出嫁结婚。然而早婚并没有使我艰难的求学之路有多少转机，反倒增添了无尽的烦恼。学校知道我结婚了，将我的助学金从每月9元降到7元。由于我结婚是为了上学，所以，心中就没有丈夫，根本就没心思进那个“家”，而丈夫根本就不理解我要上学的那种饥渴心情。他心怀猜忌，认为我在学校“红得发紫”，将来可能是人财两空。所以，钱、粮都不愿意供给，使我的饭票常常陷入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困境。更因为结了婚，娘家生产队是不可能给我分口粮的。我记得，为了回“家”寻粮，一个星期天的一大清早，我回到离校10里地的乔沟村家中（当时丈夫和他二哥一家一块生活），人家刚吃完早饭，包括丈夫在内没有一个人，让一让我这个不进家门、不守“规矩”的媳妇吃饭。我也没在意这些，待屋子里的人散去，我拿了一个簸箕，搬了个板凳，趁人不备，将屋梁上挂着的还未彻底干透的玉米棒子卸了一大堆。几簸箕就将这些玉米棒子倒在了我结婚时的小房炕上，插上小房门，锥子、剪刀全用上，飞也似的剥了起来，一会儿，一大袋子玉米剥好了。我扛着约50多斤玉米，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一路上走走歇歇，肚子饿得咕咕叫，直到下午时分才走到离学校几百米远的沮河边。河边的几个同学也刚从家里来，正准备过河，他们都抢着要替我扛粮袋，我也确实已乏困无力，在将粮袋给李金民同学手中时，他还没握住粮袋口，我就松了手，“刷”的一声，半袋子玉米全倒在河滩的乱石子地上，哎呀！太可惜了，我不由得扑下身去，说不出的伤心和沮丧，河边认识的不认识的同学看到了，都过来帮我捡玉米粒。因为粮没晒干，灶上是不收的，所以我还得在教室前的石台上晒两天，才能交给灶上。班上给每人分的5斤劳动粗粮票，家庭富裕的好心同学全都送给我。虽然我生活有些困难，但我心情愉快，因为我不仅在班级而且在学校也是品学兼优的尖子学生。老师和同学们都非常看得起我。一次，教导处李亮老师在大礼堂全校师生集合讲话时点名表扬我十几门功课中期考试成绩平均97.3分的好成绩时，千余名学生都注视着我这个其貌不扬的农村女子。学校每次颁奖，我的名字总在每个奖项中出现，领奖台上，我总是留下待继续领奖的唯一一个。我在学校非常勤奋愉快。没料想1964年在黄陵、宜君两县升学考试成绩中名列第二的我却因早婚而不予录取。由于学校不舍得我这个家庭贫寒而品学兼优的学生再度失学，孙宏图、梁宏玉老师专门为我整理了优秀生的单型材料，四处寻求援助，希望组织照顾，让我得以继续升学深造，但终未成功，仅9年的学业就此了结，这可能正中丈夫的下怀。后来我被县教育局推荐为民办教师。从此，教中学，学中教。谁也没想到毕业后的20年，1984年我快40岁时，老天又给了我上学的机会，使我圆了大学梦。
1984年3月，我在地区妇联开完会去延安师范看望多年未见面的孙宏图、解荣珍老师时，得知延安电大要招收成人学生并凭考分录取，虽然当时我已进入不惑之年，但“上大学”这个小时候认为高不可攀、梦中才能实现的理想使我忘却了年龄，忘却了我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周围人的风凉话、丈夫的冷言冷语我全都不在乎，我一心要圆大学梦！我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夜以继日的复习准备迎考，在黄陵300多名考生中我分数排名第三，被录取。当时有人说：“不可能吧，说不定是事先拿到了试题。”我没有理会，电大的学习任务很重，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学习兴趣和求知的热情丝毫未减。我全身心地投入，将一切能利用的时间全部用来完成学业，我的苦心也得到了回报。电大的四个学期，十八九门功课考试成绩在黄陵设的这个30名学员的分班中分别获得第一学期第二名、第二学期第五名、第三四学期均是第一名的好成绩，两年的各科学业成绩以平均82.3分名列全班第一。曾多次获得成绩优秀奖，1986年元月获电大延安分校三好学生奖，1986年9月在县上举办的毕业典礼上，获县委组织部、县教育局等部门颁发的电大优秀毕业生奖。就这样，我用大半生的时间走过了我的求学之路。
事 业1964年秋，我带着万分的懊恼回到了母亲给我找的婆家——侯庄乡乔沟村。这就是我的新家，唯一的家当就是刚垒成的二尺半见方、长满绿麦芽的锅台，一个由19块瓦片而又用麻绳钻孔缝补的大瓦瓮，一块占了半间屋子只铺了一半席子的土坑。三间瓦房多年未修早已斑驳陈旧，晴天睡在坑上，从椽头与墙的裂缝中能清楚地看到天上的星星。雨天则家中所有的碗碗、盆盆、罐罐、缸缸都能派上用场，放在坑上、地上、锅台上，盛屋子上边漏下来的雨水。丈夫父母早逝，当时刚从师范毕业，在村外教学，家中再无他人。也可能是我苦日子过惯了，因而对这一切我没有惆怅，也没有责怪抱怨母亲，便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参加生产队劳动。每天上工回来利用空闲在地边砍柴、拾庄稼，和三嫂合伙打柏籽时，我上树打，她地下捡，柏树枝还能烧火做饭。家里没有风箱，以一把黑扇代替，直扇的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好在我一个人能凑合。在家劳动还没有两个月，1964年秋，黄渠小学的一名女教师要坐月子，黄陵县教育局推荐我到黄渠小学做雇用教师。一学期后转为侯庄乡民办教师。一干就是8年，有这一份稳定的工作使我倍感欣慰。因而在工作中尽心尽力。1965年春季我调往故城小学，代4个年级15名学生的课，属复式教学。四年级有两个考完小的学生重考了几年都没考上，为了促其提高成绩，白天我忙于各年级教学，晚上把他们叫到学校与我同住加班补课，两个月下来他们的成绩明显进步，当年就考上了城关完小。1966年6月，一个星期六，学区通知下午开会，我不满8个月的大女儿还没送给我母亲抚养，吃过了午饭，我就抱着孩子往10里地以外的黄渠学校赶，还没走到郗村，天北边便冒出了一股乌云，还伴随着一阵闷闷的雷声，看来好像要下雨。离学校还有5里地，进村子里避避雨，又怕耽误了开会，继续往前走吧，又怕下起雨来淋着孩子。在犹豫当中，我已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连跑带走。孩子是用红绸子做的兜蓬裹着的，连滑带溜抱不住，跑不动。这时，雷声渐渐近了，已在头顶轰鸣，好像大风也来了。我脱下自己的布衫将孩子松松地捆住，快跑起来，边跑边将孩子一会扛在肩上，一会背在背上，实在跑不动了，就提在手上，喉咙眼里堵了一块铅，一口气也出不来了，一步路都走不动了，在我还没来得及放下孩子喘口气的时候，一道闪电从眼前划过，一声炸雷好像要把我的耳膜震破，几乎在同时狂风向我们娘俩卷来。不知哪来的劲抱起孩子就往前冲，让她的小脸紧贴着我的胸口。这时，尽管黄渠学校就在眼前，但我却好像和它之间隔着一道万丈深渊似的，不能到达。将要跑到学校大门口时，铜钱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劈面而来。我弯腰低头挡住孩子的脸，三步并作两步跨进了大门。宋老师将我扶进她的房子。我一下软瘫得直往地下坐，看到没有淋雨的孩子，我又笑了。其实雷雨前，参加会的绝大多数老师都未到。当听到学校负责人王金干表扬带着孩子的女教师都能按时参加会议时，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时光流逝，3个孩子相继出世使生活增添了一份忙乱，在第一个孩子出世后，丈夫就动员我回家看孩子，并许诺每月给我20块钱。我哪里会答应他这样的要求，我工作就是单单为了挣钱吗！那时丈夫并不理解我对学习对工作的热切渴求。多年来我体验到丈夫理想中的妻子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主妇。阴差阳错上帝却偏偏让他娶了我这个“三从四德”的叛逆者，视学习、工作如命的“工作狂”。年轻时候为这个没少吵架，好的是吵了不记仇，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因为我很理解丈夫，他对妻子的要求也和一般男人对妻子的要求一样，我在伺候丈夫和照料家庭方面确实不及其他人的妻子做得那么周到，但我绝不可能因此而放弃我个人的人生追求。而丈夫那勤快的秉性也给我工作上很大的支持，虽然他从不做饭、洗衣，但家里的零碎活他却做得不停。现在我看到别人给孩子过生日就感内疚。作为母亲，我对孩子少了些许关爱，我没有给3个孩子做过一次生日。虽然他们现在都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但没有很好尽到母亲责任的那种遗憾，常常让我难以释怀。
五大配资1969年12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我转为公办教师后被调进黄渠中学，代初中班主任和语文及其他课程。我认真备课，全心全意教学，第一学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学校在我的评语材料中写道：“该同志对工作像火一样的热。”怎能不热呢？这份工作来得多么不容易啊！不认真工作能对得起党，对得起养育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1973年暑假，县上举办7天先进党员教师学习班，侯庄公社教育专干寇克峰通知我参加，我很高兴。但当时3个孩子都在我身边，平时抱娃的姑娘在假期也回去了。丈夫因为孩子没人管，坚决不让我去。多好的学习机会，别人想去也去不了，我能不去吗？到县城见见世面不也是学习吗？我决心已下，非去不可。为此，我俩大吵一架，丈夫干脆赌气什么也不管，回公社上班去了。我想你不管我管，反正学习班我得去参加。我骑着一辆自行车，前边两个，后边一个，带了3个孩子赶向县城。在刚要下乔沟坡时，不知谁大喊了一声：“寇老师！”我往下一看，原来是店子湾村的一名北京知青，正和社员赶着牲口拉着架子车从坡根下往上走。他高声喊着说：“好险哪！你带着孩子不能从坡上往下骑，推着走吧！”一句话提醒了我，坡面是石子路坑坑洼洼的，坡度大，弯道多，以往自己太胆大了，常是骑着车子下坡，自己带3个孩子下去确实让人后怕。就这样，8岁的女儿和5岁的儿子手拉着手往坡下走，我推着刚过周岁的小女儿跟在后面。我打心眼里感激这位不知姓名的北京知青。从此以后，即便是我骑单车也再没有敢骑着下坡。县城里虽有我一个妹妹，但她家七老八小，不由她做主，况且她还要看管和我小女儿同岁的儿子小强。怎么办！在万般无奈之下，我硬着头皮看着妹妹家人、特别是她婆婆的脸色，将3个孩子暂且放在她那里，因为妹妹是农村户口，吃的黑市粮，日子过得也艰难。学习班在县招待所举办，条件还不错，3个人住一间房子。每天晚上、中午我都得将小女儿接来喂奶，然后再送回去。刚过两天，同宿舍的姐妹特别是刘秀玲老师看到我的困难，就劝我白天将孩子都接过来放到宿舍，让大女儿照看着，晚上让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去她姨家住，这样，我可以少跑点路，集中精力多学点东西。让我欣慰的是，3个孩子都很听话，在宿舍不哭不闹。但没想到在学习班将要结束的最后一天，小女儿上吐下泻，患急性肠胃炎，住进了县医院，我只得拿起电话告诉丈夫。尽管他在电话上骂得我狗血喷头，但还是很快赶到了医院。两天后，小女儿出院了，我们娘儿4个去照相馆合了个影。至今每当拿起这张照片就想起了我参加学习班时的狼狈情景。
1980年7月我被任命为县妇联副主任，那时我刚到行政单位工作，还不太清楚这官的大小，觉得组织上这么重视和信任我，我一定要把工作搞好。原县妇联主任、副主任都调离几个月了，机关处于停滞状态。我带领县妇联几名干事从调查研究、组建基层组织入手，举办基层妇女干部培训班，狠抓残害妇女儿童典型案件，主动配合法院惩治侵害妇女儿童罪犯，在社会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1983年，县城国营第二食堂一女职工夫妇将未满月的有病女婴扔在黄花沟的山洼里，我们了解情况后，对该夫妇进行了说服教育。没想到，这对夫妇假装将孩子抱回，实际不服教育，丧尽天良，再次将女婴遗弃至山沟，导致女婴死亡。面对无辜的生命，我们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出庭起诉，将罪犯判刑1年。
一个星期天，我得知车站广场有几个人耍娃，手段很是残忍，就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去广场。果然，从外地来的7个江湖骗子正在用“障眼法”骗人。一会儿将孩子的头脸拧后180°，一会儿将两只胳膊卸下，围观的群众大声惊呼：“不要耍了，快给你钱！”我气愤至极，这帮人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摧残儿童。我找到县公安局请求帮助处理，这时公安局只有一个打字员的姑娘王惠香。她听了后也很气愤，当即换上警服，和我一道去制止。在我们的厉声斥责下，7个江湖骗子乖乖地跟着我们来到县公安局接受了审讯和教育。
一日，县城来了侯庄乡一名被骗离婚而上告无门的妇女。我得知后协同法院同志去侯庄乡曹家哇村进行了入户调查。原来，当事人曹××在铜川煤矿做临时工时另有新欢，而以计划生育为由骗妻离婚。我们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从法律和道德上对曹××耐心地说服教育，最终做通了曹××的工作，双方复婚。两年后回访这个家庭，日子过得很好。有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10点多，听同事说有一名妇女带着几个孩子睡在县政府门前的大厅里，我马上带着两名干部出去察看。原来这名妇女是延安市市场沟人，带着3个孩子在车上丢了钱，从铜川徒步走到黄陵，打算第二天再走回延安。看着囊空如洗、满面风尘的娘儿几个，我岂有坐视不管之理？当即，我们赶到民政局副局长刘英家，叫起了已睡下的她，待她答应了给这位妇女解决路费和伙食费后，我们才踏着月色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家。这样的事儿不胜枚举，当时妇联管“闲事”在县上很出点名。其实我并不想图个什么虚名，只是看到侵害妇女儿童的事由很气愤，就义不容辞地履行起自己的一份责任。在开展五好家庭评比活动中，我们除以正面引导，评优树模外，还把那些不孝敬老人的典型作为反面教材，以教育更多的群众。听田庄公社妇干李文侠说：田庄公社月子塬村有一位70多岁的半聋哑老人，被亲生儿孙关进一个半截子土窑里，门口用石磨和枣刺堵住，全身一丝不挂，一关几年，过着非人的生活，也没人敢管。我当即鼓励她：“管，咱们一定要管。”随即我便亲自下到田庄公社和李文侠一块多次去月子塬村入户调查、了解情况，召开群众会、村干部会、家族成员会，从法律和道德两方面进行宣传教育。在法律的威严和舆论的谴责声中，老人的儿孙把老人接回家中，缝了新被褥、新衣服，并做了保证，再也不敢虐待老人了。这件事在田庄公社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尊老敬老的风气在田庄及七里八村蔚然成风。1982年我们在太贤公社抓“五好家庭”评比活动试点的经验材料被延安地委宣传部转发至全地区各公社。1983年我写的《关于拐骗、虐待、残害妇女儿童、遗弃女婴的调查报告》以黄陵县委文件转发到县直机关及各公社。在1982年全区妇女工作大检查中，我县妇联工作被评为第一。风风火火的几年妇女工作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也体会到要当好这个县妇联主任就得实实在在为妇女儿童办实事，只要你敢于善于工作，就会得到妇女姐妹们的拥护和爱戴，组织上也给了我很高的荣誉。1980年获县委模范党员奖，1981年获县委、县政府工作成绩优异奖，1982、1983年获省、地先进妇女工作者，同时也荣获省、地“三八红旗手”称号。1983年9月我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妇女第五次代表大会。
1991年2月，我被调任地区妇联任副主任。从此，我又开始了为妇女儿童事业奔波的工作。在任副主任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严格要求自己，回家从不主动要车，大多数坐班车回家（黄陵）。尽心尽力地配合井生娥主任搞好工作，努力做到鞍前不越位，马后不掉队。多调查、勤思考，多干具体工作，先后完成了《关于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的调查报告》《妇女干部参政率低的原因初深》《学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将我区妇女解放事业引向深入》等多篇调研文章。在1992年7月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宣传月活动中，首次组织了鼓号队、花束队、秧歌队、彩旗队等12个方阵，共计千余名妇女的大型上街宣传活动，规模场面之大、气氛之热烈在延安尚属首次。1993年1月，井主任退休，我被任命为妇联党组副书记并主持工作，1994年2月任主任。10多年来，在各级妇联组织和全体妇联干部、广大妇女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基本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除了日常业务工作外，为完成延安妇女儿童培训中心的建设，我带领同志们上北京、下西安，筹措资金100余万元。那时妇联很穷，连外出争取资金的差费都没有，常常出去住的是档次最低、价格最低的房间，吃的是最简单、最便宜的饭菜。1994年9月参加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会，一个人住一个大套，会一开完我就和同志们一同住到全国妇联招待所的地下室，一个床位9元钱。有时为了及时联系到要找的人，连饭也顾不得吃，一包方便面充饥就打发了一顿饭。这样长途出差吃不好、住不好，日夜奔波劳累，身体又一次拖垮了。一回到延安，医生就让我住院治疗，我撂不下工作，因为这个病的疗期一般都是三两个月，而不是三天两天。在县文化文物局我已经养成不离开工作岗位而坚持治疗的习惯。下了班在家里吊针，上了班就在单位吊针，左手吊针，右手写字办公，对我来说早已不是新鲜事。我又和医院徐光华主任反复商量，说服他，让我在医院挂床位，不离开工作岗位，下了班在家治疗。治疗中，请人打肌肉针，扎静脉针实在是太麻烦，太费时间，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那时丈夫还在黄陵工作）。为了节约时间，方便工作，在治疗的实践中，我学会了自己打针，自己给自己扎静脉针输液。一次到西安出差，跑完一天的事情，回到招待所，用电热杯煮沸吊管、针管，严格消毒（因为那几年我们这里还没有一次性的吊管、针管），在宾馆房间自己给自己打吊针，连服务员看得都惊讶不已。这样就保证了出差治疗不中断。自己给自己扎吊针而且要坚持数月，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因为用药时间长又怕破坏了血管，我就用儿童型的五号半针头滴注。在左右手脚上依次轮流扎针，有利于血管休息。不论在那只脚上扎针，有两只手工作、写字很方便。可是，上厕所又不方便，怎么办！家里带滑轮的椅子可帮了大忙，坐在滑轮椅上，举着挂吊针的衣架往前移动，到卫生间再将药瓶挂到事先钉好钉子的墙上，再如此返回。长此以往，我也得心应手，家里较医院干净卫生得多，方便得多，我总觉得自己给自己打针、扎针还不疼。就这样在市妇联工作的10多年间，除了子宫切除动手术外，我没有因病在医院住过一个晚上，没有因住院耽误过一天工作，这都得益于自己学会了扎针的技术。为了工作，为了活命，与病魔作斗争也乐在其中。
1993年，在有关领导的重视支持下，争取财政10万元资金支持，恢复创办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洛杉矶保育院，填补了延安没有寄宿制幼儿园的空白，也完成了“各级妇联创办幼儿园”的要求。洛杉矶保育院的前身是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中央托儿所，它始建于1940年。1942年，党中央为了感谢和纪念美国洛杉矶人民和爱国华侨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为延安儿童捐资捐物的友谊和爱国行动，将中央托儿所更名为延安洛杉矶托儿所。洛杉矶保育院的恢复创办，既实现了国际友人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心愿，又为继承和发扬当年托儿所的光荣革命传统创造了条件，还解决了城区干部职工的后顾之忧，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地委、行署的重视支持下，洛杉矶保育院和延安妇女儿童培训中心这两个单位陆续被列为事业单位科级建制的正式机构编制，培训中心还被列入了全国、省妇联的培训基地。延安妇女儿童培训中心的建成和洛杉矶保育院的恢复创办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广泛关注和支持。陈慕华、马文瑞、何载、艾丕善、黄启璪、黄甘英、田淑兰、华福周、范肖梅及张秀绒、曹莉莉、高宜新、张志清、刘孝文、王侠、张社年等省、市领导都亲临中心和保育院视察过。2001年9月延安洛杉矶保育院新校舍在征购的近8亩土地上开工建设。
为了壮大妇联实力，改变穷妇联的形象，1993年遵照全国妇联等12个单位下发的《关于妇联发展第三产业，兴办经济实体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我提出了“办实体、强实力、增活力”的工作思路，组织大家讨论、统一认识，大胆探索。我先后带领妇联干部五上子长、安定、吴起考察打油井，派人下河南考察药材。最终在洛川创办了果园、在黄陵投资了煤矿，获利35万余元；1993年在全国妇联王云大姐的支持协调下，用1万元购回中直机关碰坏闲置多年已跑19万公里的德国进口桑塔纳，经维修以7.05万元出售后，以6万余元购回华西面包车一辆出租客运。几年来获8.9万元承包费。1997年10月，在培训中心主楼两侧筑建商品房7间并租赁承包，已收回租金7万余元。此外还兴办了“巾帼实业公司”批发零售小百货等，获利5000余元。同时，要求县（区）、乡、村妇联也要兴办实体增强实力，13个县（区）妇联中有11个兴办了实体。其中延长、吴起县妇联办得最好。延长以蚕桑为龙头，建设平板房15间，建成山、川地300亩的栽桑养蚕基地，带领11个乡镇妇联、200多户妇女栽桑养蚕，并开设油米茶、加工蚕粪枕等生产项目，固定资产达20余万元，年收入2万余元。全市有44个乡镇妇联创办了实体，496个村妇代会落实了经费田，从而增强了妇联工作活力。
在维护妇女权益方面，我带领妇联一班人突出抓妇女参政议政工作。1992年以来，市上召开大型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座谈会、工作会共计六次之多。市、县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比例分别占到23.4%、14%。除市直、县直单位女领导还没达标外，乡镇女领导干部达76.6%。13个县区除子长外，县县都有女县长。成立了女领导干部协会、女企业家联谊会、女科技工作者协会、拓展了妇女工作领域。为了加大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力度，迎接“三八”妇女节，宣传贯彻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我们分别于1992年7月、1993年3月、1995年3月、1997年6月四次组织由数千名妇女参加的大规模的妇女宣传队上街宣传，营造了浓厚的宣传舆论氛围。
1995年为了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在全区范围内除了开展“心向北京万米跑”活动外，我们从1994年3月至1995年9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迎世妇会，做一件好事，搞一项活动”的献礼活动，得到全区妇女的热烈响应。延安风土淳厚，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延安妇女心灵手巧，穿针引线、手起剪落，皆是一件精巧的手工艺品。最为突出的是洛川妇女的绣花鞋垫、安塞妇女的剪纸、延川妇女的布堆画。1995年8月30日我们将最能代表延安妇女心声的、反映延安革命历史和延安人民生产生活风貌的长2.7米、宽1.5米的大型剪纸和反映世界各族妇女辛勤劳作、争取解放的长3.9米、宽1.2米大型布堆画和500双鞋垫、还有由我主编反映延安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的各界妇女典型的《延安女性》书籍200册带到北京，献给了世妇会。为此，全国妇联向延安地区妇联颁发了荣誉证书，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向延安妇联授予嘉奖；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启燥在1995年8月31日的《中国妇女报》第一版记者采访时的讲话中点名表扬了延安妇联和我。
在提高妇女素质方面，坚持以“双学双比”为载体，以学文化为基础，采取多种形式突出农村妇女的实用技术培训。近10年来，使全市80%妇女掌握了两门以上的实用技术。扫除妇女文盲半文盲17.5万人，这一工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2000年3月，在科技大篷车送科技下乡活动中，市委书记高宜新、市长王侠、人大主任张志清、政协主席姚代明等六套班子领导10多人参加了延安妇女科技大篷车启动仪式，高宜新、王侠为大篷车剪彩，形成了空前的轰动效应。科技宣讲团所到之处，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1998年，在江总书记作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重要批示之后，朱镕基总理亲临延安提出了“退田还林（草）、封山禁牧、个体绿化、以粮代赈”的十六字方针，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总体要求，尽快调整思路，深入调研，写出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团结带领全市妇女为建设山川秀美的新延安作贡献》的调查报告，并制定了《延安市“三八”秀美工程建设五年规划》，动员广大妇女投入山川秀美建设的主战场。为此，《中国妇运》2000年第8期刊登了“西部开发中的延安妇女”，充分肯定了延安妇女在西部大开发中所作的贡献和发挥的作用。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市妇女整地52.1万亩，造林40.7万亩，种草41.9万亩，修“四田”3.6万亩，退耕54.8万亩。
10多年间，我同延安的各级妇联一道做了一点工作，但上级却给了我们很高的荣誉。我和我领导的市妇联受到了上级多次奖励。延安地委授予地区妇联工作目标责任管理先进单位；授予计划生育工作先进集体；获全国、省“双学双比”活动先进单位奖；被省妇联授予年度工作先进集体奖；“中华女子爱国储蓄竞赛”先进单位奖；迎1995世妇会“红凤千花帐”活动优秀组织奖和迎1995世妇会“心向北京万米跑”活动组织奖；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小康村工作先进单位奖；省人事厅、省妇联授予延安市妇联全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省妇联、省水利厅授予省水利农建工程竞赛先进集体和目标考核先进奖；被市政府授予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奖。我的《提高妇女素质，促进社会快速发展》一文获中国社科院二等奖，参加了中科院在重庆召开的西部大开发研讨会。
为了进一步宣传延安妇女，弘扬延安精神，总结、记载延安妇女运动的经验和历程，我带头并发动大家筹措资金主编出版了反映延安妇女运动风貌的《延安巾帼风采》画册和《延安市妇女运动志》。画册图文并茂，生动真实；志书通达凝练，客观翔实。从事这两件富有挑战意义的人文工程，我才深谙此中之难。我亲自编辑、拟文、设计和审定统稿，在筹备完成画册的一年多时间中，我没有过一个节假日和礼拜天。春节、国庆，即使大年初一也是集中精力完成画册书稿的好时间。当然如果没有全市各级妇联组织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妇运志没有老妇女工作者严肃认真的指导，没有具体编写同志不畏艰难、任劳任怨的参与，这两项工程就不可能如期竣工。没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也不会取得如此良好的社会效果。全国妇联副主席顾秀莲和延安市委副书记忽培元为志书撰写了序言，省委副书记贾治邦为志书题写了书名，市委书记王侠为画册作序，原市委书记高宜新为画册题写了书名，为两部书增色添辉。经过无数夜以继日的劳动，《延安巾帼风采》画册和《延安市妇女运动志》终于如期在2001年3月8日这个具有特别纪念意义的日子举行了首发式。
时光飞逝，光阴荏苒，转眼间我到市妇联已是10多年了。人类已进入一个新的千年，这10年多的光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而在我人生的历程中却是难以忘怀的重要阶段。这10多年，我与妇女工作结缘，使我获益良多，其间有值得记取的人生感悟，也有终生难以释怀的缺憾和不足。
琐琐碎碎、杂乱无章地写了一大通，在我的这篇文章将要画上句号之际，掩卷沉思，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有蹉跎坎坷的山道大连股票配资信息平台，也有不懈努力的成功。诸番滋味，能生出多少感慨！但无论何时何地、顺境逆境，我从未放弃过自强不息的追求，虽然我没有成就什么大事业，但由农村贫寒之家出身的穷困女孩到能为妇女姐妹做点事情，我感到欣慰。再多的坎坷，再多的磨难，我都无怨、无悔。
【注释】 ①寇雪楼，女，1945年2月生，陕西省黄陵县人。中共党员，大专文化程度。原延安市妇联主席、党组书记。曾获全市老年文化艺术书法作品展三等奖。证配网提示：本文来自互联网，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